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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北京电车叮当车和通州电厂有什么关系?

发布时间:2022-07-20  分类:昆明科技  作者:admin  浏览:6904

提起通州,首先想到的就是水运。北京一直以“浮在水面上的城市”著称,通州功不可没。这段历史大家都很熟悉。但说到民国,很少有人知道通州对北京公共交通的贡献。民国初年,北京的一个新生事物:电车“当当”(当当一词的老北京读音为“DiangDiang”)。它用的电是通州电厂专门提供的。笔者从一本旧相册中收集了一些老照片,是相册主人在40年代初在通州电厂实习时留下的影像。通过这些老照片,笔者了解到了更多的细节。电厂是有轨电车的配套工程。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德国西门子公司在北京修建了永定门至马家堡的有轨电车线路。从此,北京诞生了清廷第一条有轨电车线路。然而,这条线并没有持续多久。次年义和团运动中,马家堡站被毁。到清末民初,永定门外的电车仍以人力车和畜力车为主。当时,北京的人口迅速增加到130万。面对迅速增长的人口,城市的交通急需发展。为建设浦口通商口岸(南京)和北京市政建设,北洋政府于1913年与中法实业银行签订了《百分之五金币实业借款合同》,借款金额1.5亿法郎。民国三年(1914年),合同在附件二和附件三中续签,其中包括“北京有轨电车一辆,中法实业借建”的条款。但是合同中附加了很多侵犯中国主权的条款,比如北京有轨电车由法国独家运营就是其中之一。这一条款遭到当时北京官僚资产阶级的反对。北洋政府与法国多次交涉后,有轨电车改为官商合资。民国三年(1914年),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西方列强无暇东顾争霸,北洋政府建立电车事业暂时搁浅。在此之前,光绪三十年(1904年),天津与比利时签约建造有轨电车。1906年,天津成为中国第一个建造有轨电车的城市。上海紧随其后,也在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修建了有轨电车线路。但直到民国十年(1921年),北京的有轨电车才重新规划。民国10年(1921年)5月9日,北洋政府代表、京都市府督办张与法国代表西里尔百乐吉根据《百分之五金币实业借款合同》等文件,正式订立《北京电车合同》。约定北京有轨电车公司股本额度为400万元,由官方和企业平分,政府认购一半官方股份,从法贷中提取。每股100元的记名股票由公众认购。根据当时的记录,商业股认购者有数百人,大部分被官僚和大资本家抢购,少数被小资本家买走。根据我国商法,北京电车有限责任公司(最初称北京电车有限责任公司,后称北京电车有限责任公司)正式成立。采用公司董事制度。政府任命六名官方董事和五名商业董事组成董事会。第一任主席是北洋政府前陆军参谋长王世贞。董事会有三个部门:工程、商业和会计。每个部门的正式董事或副董事中必须有一名法国人。北京有轨电车有限公司的实际控制权在法国人手里。民国(1921年)6月30日,北京有轨电车有限公司召开创立大会,开始筹划建造有轨电车。有轨电车运营最直接的问题就是供电。因此,建立自备电厂成为第一要务。根据公司工程部的报告,按现有功率3000千瓦(旧译千瓦)计算,日需水量为39000立方米。然而,有一个不足之处 北京有轨电车有限公司董事会责成公司工程部负责电厂选址。工厂建筑最初被洪水摧毁。1922年8月,电厂选址开始。工程部勘测人员先后到北京西郊永定河、北京东郊北运河勘测地形,考察水文水质。勘测人员经过对北京东西两河的勘测对比,认为永定河水流过快,涨跌幅度较大,在河边建厂会有不可预知的危险。而且永定河水含有大量泥沙杂质,不适合发电。北运河不一样。不仅水量丰富,而且水流稳定,水质清澈,杂质少。与此同时,附近的河流正在当地疏浚。河水流入北运河后,水多了,更适合在河边建厂发电。北京有轨电车有限公司经过调研和工程技术人员反复咨询论证,决定在通州北运河西岸、大鹏村以北征地150亩建设电厂。通州电厂旧址留下的旧厂房。邱摄大鹏村位于通州市中心东南5.6公里处,东临北运河,南接小圣庙村,明代程村。相传早年小神庙村叫小神庙村,村里的庙里供奉着河神骑独眼巨人辟邪的雕像。小神庙村北有一座关帝庙,毗邻北运河轮渡码头,供奉着吴于。和尚们在门外的路边搭起帐篷送茶,船夫、商人、乡绅、村民们捶着头休息。很长一段时间,关帝庙周边的聚落都变成了村落,所以得名茶棚,也叫茶棚关帝庙。民国二年(1913年)改名为大鹏村。村子的老照片,右上方的大烟囱是通州电厂的标志。很快,1922年10月,民国十一年,电厂开工建设。没想到在建设过程中,历经重重阻碍,历时六年。其中一个主要原因是电厂的各种工程都是法国工程技术人员设计的,他们独断专行,不考虑和采纳中国工程技术人员的意见和建议。此前,北京有轨电车有限公司董事孟和邀请中国技术专家华南桂先生到现场考察。华先生对在河边建厂提出异议,认为北方雨季来临,河水会迅速暴涨,破坏工厂设备。为确保安全,建议厂房远离河道,避免被洪水淹没。但法方以厂房距离河流较远,再建水库会增加投资成本为由,拒绝采纳华先生的建议,坚持将厂房沿河而建。正如华南桂先生所料,民国十三年(1924年)夏天,北京连续暴雨,使北运河水位陡增,使已建成的水泵房水库遭到彻底破坏,需要设计堤坝,重建水泵房和水库。洪水不仅对发电厂造成了巨大的破坏。济损失,而且还耽误了建设工期。军阀混战发电厂成战场除了法方的固执己见,当时的社会形势也让发电厂的建设一波三折。建厂初始,为了运输所需机件材料,发电厂从通州火车东站铺设一条1.5公里的铁路专用线,但遭到北运河河务局及发电厂周边村民的反对,造成施工停滞。河务局反对的理由是:发电厂在铺设轨道时“竟将外坡土帮裁弯取直,所取之土有五十丈之遥,其两坡堤柳大树砍伐百数十棵之多,小树皆被压坏”。村民反对的理由是:发电厂破坏河堤,倘若以后发电厂“锅炉一旦炸裂,发电厂周围十里以内村庄城池均有覆没之虞”。当时,通州先后两次召开市民大会,市民甚至发出“无论该公司势力若何伟大,吾辈决非提议畏势之徒,誓死与其抵抗”的呼声,反对北京电车股份公司在通州建设发电厂。北京电车股份公司向京兆尹公署呈递公文,认为通州市民大会“所列情由绝非事实,且调查所称市民大会者,既非法定团体,亦无主要人物,本可毋庸置疑,惟既据印发传单,难免不因之淆惑听闻,发生影响,实与地方治安有关……”此后,在京兆尹公署的反复斡旋调解下,北京电车股份公司发电厂与北运河河务局及市民达成和议,发电厂始得复工。此外,北洋军阀混战造成时局动荡,导致发电厂建设所需的材料难以如期运到,也拖延了发电厂的建设时间。民国十五年(1926年)二月,军阀混战再次爆发,这一次,发电厂成了前沿阵地。战斗最激烈时,厂内的烟囱成为炮火袭击的目标。“子弹雨下,厂屋玻璃尽毁,工人等均在地下存身……存积木石等料亦均有遗失”。幸好发电厂的厂房和机器设备没有损坏,但战争使发电厂的建设工期再次被拖延。五月之后,虽然东郊战火渐息,但发电厂周边的战事仍在继续。由于战壕就在厂前,建设发电厂所需石子、沙子、水泥、耐火砖等材料无法运到。而且,发电厂的设备器材均依进口,发电机购自瑞士,锅炉购自英国,电器设备购自德国。由于这些进口器材设备迟迟不能按期运到,使得工程进展缓慢。直至民国十六年(1927年)九月,通州发电厂才告竣工。民国十七年(1928年)三月二十日,通州发电厂正式发电。1928年拍摄的通州发电厂外景,此时重修了蓄水池并且加固北运河大堤。1928年通州发电厂室内的发电机组。当年军阀混战,战事就发生在发电厂工地周边,因此工期一再延误。发电厂为通州城区供电民国十三年(1924年)十二月,北京有轨电车运行。但位于通州的发电厂还在兴建中,这段时间,北京电车股份公司有轨电车行车用电,购自京师华商电灯公司的电力。民国十三年(1924年)十一月三十日,双方签订了互供电力合同,北京电车股份公司通州发电厂未开机发电前或开机发电后需要电力时,由京师华商电灯公司供给。北京电车股份公司通州发电厂开机发电后,多余电力售予京师华商电灯公司。民国十七年(1928年)三月,北京电车股份公司通州发电厂开始发电,电力除供应北京市内有轨电车用电外,余电售给华商电灯股份有限公司、北京自来水公司孙河抽水场及双桥地区。值得一提的是,北京电车股份公司通州发电厂还为当时的通州城区提供了便利。此前,通州城区的电力主要由通州电灯股份有限公司提供。通州电灯股份有限公司始建于民国七年(1918年),由华人张子佩、林季武筹集华商股本9万银元,从美国西尼电气公司购进75千瓦蒸汽机带动的直流发电机1台,同年竣工发电营业。当时,在通州城内建有12条供电线路,供电用户有政府机关、外国教堂、西海子仓库、医院、学校、小工商业户以及通州城内少数居民。民国十一年(1922年)以后,通州地区工商业发展较快,出现电力供应不足,时有停电,用户反映强烈。民国十七年(1928年)三月,北京电车股份公司通州发电厂发电后,通州电灯股份有限公司与发电厂订立购电合同,解决通州电源不足问题。上世纪四十年代通州发电厂设备旧影。从民国十七年(1928年)开始,通州发电厂平均每月向通州城内供电55000度,仅为发电总量的十分之一,以后逐年有所增加。通州城内利用通州发电厂供电之便,发展了自动电话、自来水以及加工业。北京电车股份公司通州发电厂,无论是发电设备,还是厂房规模,当时都是较为先进的。民国十九年(1930年),通州电灯股份有限公司的发电机组停运,设备封存。至此,通州地区用电全部由北京电车股份公司通州发电厂供给。团结一心粉碎日寇阴谋“七七事变”之后通州沦陷,日寇妄图强行接管发电厂,但是遭到中法股东的一致反对,他们提出如果要接管发电厂,必须用现金收买全部股票,因此日寇的阴谋未能得逞。但日寇并不甘心,在物价飞涨期间,却不许增加电车票价,企图以此阴谋搞垮电车公司,达到其霸占发电厂的目的。1944年前后,因日寇疯狂掠夺搞所谓的“强化治安”,造成市场萧条,乘车人锐减。发电厂职工收入,随电车公司经营情况变动,因而发电厂连年出现赤字。工人们在艰苦的条件下,团结一致咬紧牙关,克服困难,粉碎了日寇的阴谋。抗战胜利后,法国股东退出了全部股金,北京电车股份公司通州发电厂完全由中国人自己管理经营。1944年,冀东抗日武装频繁活动。抗战胜利后,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城市工作的指示》,冀东第十四分区指示在发电厂的地下党员张士恩在厂内开展工作。1945年底,张士恩秘密发展五名地下党员,建立了地下党组织。他通过为工友争取福利等形式,做了争取、组织群众的大量工作,大大削弱了国民党在厂内的影响。1948年冬,通州解放前夕,发电厂又面临一场严峻的考验。国民党13军进驻发电厂,四周增设鹿砦,在大棚村等处构筑碉堡,埋设大量地雷,并下令对厂外遮蔽视线的房屋、树木强行拆除砍伐,气氛十分紧张。为保护发电厂不被国民党破坏,工人们在以张士恩为首的地下党组织的领导下,组成护厂队。护厂队号召全厂工人入厂住宿,并提出“誓与电厂共存亡”的口号。在工人们的严密监视下,国民党反动军队一昆明旅游直未敢轻举妄动,后来仓皇逃窜。通州解放时,发电厂的地下党组织迎接十四分区对发电厂的全面接管工作。1949年以前,通州发电厂地下党员已有十余人。1950年通州发电厂正式成立了中共北京电车公司通州发电厂党支部。1948年,中共华北局城工部布置地下党组织绘制了详细的北京电车公司的情报,第二张是通州发电厂的布防图。1949年之后,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电源需求量剧增。通州发电厂除主要供应有轨电车用电外,又增供北京电业局、自来水厂一部分,并向双桥电台及三间房机场供电,此外尚有发电余量。为调剂余缺,充分发挥设备能力,通州发电供电系统于1953年与北京电力网连接合并,统一调度。1954年,北京电业局与北京电车股份公司商定,将通州发电厂及所属位于崇文门外东城根的变压厂划归北京电业局,便于专业管理。自此,通州发电厂脱离了北京电车股份公司,成为北京电业局的一个发电单位。1955年,通州发电厂曾扩建增装发电设备。此后,因在北京东郊距通州发电厂约二十公里处,新建了一座容量为20万千瓦的大电厂(原东郊热电厂,后称北京第一热电厂)。通州发电厂受到影响,厂里设备迁到另外缺电处所。1964年3月28日,通州发电厂正式停止发电。自此,通州发电厂完成了历史使命。补白:通州发电厂旧址有座不一样的水塔前段时间,笔者曾去通州发电厂旧址探访,在旧厂房外的一排宿舍房里,偶遇一位老大娘。老人八十多岁,热情、健谈,向我讲述了她在发电厂的往事。她的父辈都是通州发电厂的职工,她自己也与发电厂紧密相连,她的青春与汗水都洒在这片热土上。面对即将拆改的老厂区,老人怅然若失的脸上露出不舍的神情。上世纪六十年代,通州发电厂关停的年月里,先后有北京制锹厂、塑料十五厂、北京金属压延厂以及北京电冰箱附件厂等先后在这里安营扎寨。如今,北京市北方亿立工贸中心正在发电厂的老厂址中续写新的篇章。现在来看,这座发电厂的规模并不十分庞大,但对当时的通州地区来说,应该是一项巨大工程了。当时周边都是茅屋民舍,而通州发电厂这样一座现代化的工厂拔地而起,一排排茂密的杨柳簇拥在厂区周围,显得与众不同。因为发电厂安装有锅炉,周围老百姓称发电厂为“电锅”。每到中午十二点,发电厂汽笛鸣叫,老百姓称这个鸣叫声是“电锅拉鼻儿”。在钟表稀缺的彼时,老百姓以听“电锅拉鼻儿”报时为准。汽笛声响彻大半个通州城,甚至代替了通州城鼓楼上的暮鼓晨钟,这使发电厂的工人倍感自豪。那时候老百姓听发电厂汽笛鸣响,安排每天的劳作时间和料理饮食起居,成为生活的常态。老大娘对我说:“别看我一直居住在发电厂旁的平房宿舍,可从小就没用过煤油灯。早在电灯还不普及的年代里,我们这里乃至通州城关的老百姓就用上了电灯。从这一点上说,我们比北京城里的老百姓用上电灯都早,是发电厂带给我们的光明,也算是近水楼台。”老人的语气里充满了自豪。我问老大娘,厂区旧址里还有什么旧物遗存,老大娘告诉我厂区中部偏南还有一座老水塔,它的模样与北京的任何一座水塔都不一样。告别老大娘,按照她说的方位,去寻找那座“不一样”的水塔。按老大娘所说的位置果然找到了那座水塔,只是水塔现为一个小院界墙的一部分。多半在墙里,少半在墙外。水塔为圆柱形,通身为青砖砌筑。高约十五米,直径约三米,塔顶为八脊攒尖灰筒瓦带宝顶。塔身上部约四分之一处有三条凸出砖砌腰线,接近塔顶向东一侧有一矩形窗,窗下有钢筋嵌梯向下直通地面。通州发电厂的老水塔 邱崇禄 摄这座水塔保留的比较完整,果真如老大娘所说的,它是典型中西合璧的产物,代表着民国早期的建筑风格。这座水塔是北京电力事业发展的重要见证,具有重要的历史纪念意义。如果将来发电厂旧址上改为绿地或公园,希望这座历经时代风雨的老水塔能成为这一地区的标志性建筑,让它历经沧桑的模样,告知后代子孙这里曾经发生过的一切。(作者:邱崇禄 责编:姜宝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