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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遇而安:汪曾祺在北京的几个住处

发布时间:2022-05-01  分类:昆明资讯  作者:admin  浏览:4957

‍‍随遇而安:汪曾祺在北京的几个住处文/汪朗我父亲汪曾祺1948年来到北京,从此他的大半生跟北京这座古老的城市结下不解之缘,他的名篇《受戒》《大淖记事》,包括那些动人的散文,他改编的《沙家浜》等经典戏剧都是在北京诞生的。在北京也搬了好几次家。他在北京都住过哪些地方,他住的每个地方和他创作作品有什么联系、有什么故事,这方面因为老头儿自己没有做笔记、写日记的习惯,我们过去也没把它当回事,也没有做过什么认真的记录,所以只能凭印象讲。首先谈一谈我们家老头儿在北京住过的地方。在我的记忆里,他住过七个地方。一个是东单三条29号,当时是北京市文联的宿舍,大概从我生下来到1956年,或者再晚一点。第二个是河泊厂13号,他从北京市文联调到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以后搬去的,这是民间文艺研究会的一个宿舍。之后在北京新文化街附近的文昌胡同8号。还有就是地铁宣武门站旁边,当时有一个四合院,叫国会街5号,那也是新华社的宿舍。从那又搬到甘家口,这就搬得稍微远了一点,原来都在宣武门一带,搬到甘家口,具体门牌号是阜成路南一楼5门9号,那个地方住的时间最长,从1965年底、1966年初,一直住到1983年夏天。然后搬到蒲黄榆9号楼12层1号,有好多作家当年都在那儿见过老头儿。最后一站就是福州馆前街(虎坊桥)4号楼405。这些都是比较确定的地方。他1948年来北京以后也要有一个落脚的地方,我没法确切认定,因为那时候还没有我。比较有把握的,他还住过几个地方,一个是他在历史博物馆工作的时候,在故宫午门旁边曾经住过很短的一段时间,他写过一篇文章就叫《午门》,晚上只有他一个人站在午门前面的庭院中,看满天的星斗,有一句他很得意的话,整个世界都是凉的,只有他这一点是热的。这是他自以为的金句。还有一个地方,我生下来以后,他曾经在北大宿舍住过一段时间。那时候我妈妈在北大教书,过了多少年以后,他们曾经和跟她住在一个宿舍的北大老师重逢,然后谈起往事,还知道我的小名,所以证明我曾经在那个地方住过一段,老头儿也住过。另外他刚到北京的时候,在北大附近借住过他同学的宿舍,很短的时间。1948年初到北京,汪曾祺与爱人施松卿可以考证出来的大概就是这几个地方。比较确切的,而且我有印象的,首先是东单三条29号,东单三条29号和河泊厂13号都不是我记的门牌号码,因为我那时候太小,地方记得住,但是门牌号记不住,都是他自己写的自传材料里提到的,所以应该是比较确切的门牌号。东单三条那个院,一直到东方广场建的那一年才拆除,现在是东方广场的后身。现在的东单三条只有马路靠北边的房子还有,马路靠南边全都改建成东方广场,但是大体的位置我还有印象,靠近王府井工艺美术商店,把口儿那儿。老头儿在东单三条和河泊厂13号的房子,是他所在的单位北京市文联和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的宿舍,以后住的地方和他没关系了,都是我妈妈单位的宿舍——因为1958年他被打成右派,下放到张家口劳动锻炼以后,跟原来单位脱离关系,房子交回去了,从此以后就住在新华社的宿舍里。从汪曾祺本身来说,在户口本上他就不是户主了,有房子的叫户主,所以我们家的户主从此以后改成我妈妈的名字。汪曾祺成了无房户,这也算是他的一个短处,虽然不是很严重,但也确实是一个短处,也算是攥在我妈手里的一个把柄,有时候他犯点小狂的时候,我妈就拿这个“呲得”他。有一个具体的例子,我妈在新华社是管对外报道的,写些中医中药、养生方面的英文特稿,再就是中国传统文化和民俗之类的文章,主要写医学方面的报道。有一次她突然想写一篇关于老北京人遛鸟的稿件,给国外休闲刊物供稿,可是她又不太懂这方面的事情,就让老头儿给介绍。老头儿说起来头头是道,我妈说行,你就给我写一篇东西吧。老头儿就犯狂了,脖子一梗,“你们这新闻稿有什么可写的?不写。”我妈非常生气,大叫一声:“汪曾祺,你别狂,你现在都住在我们单位的房子,自己房无一间,瓦无一垄,你有什么可狂的。”老头儿于是不说话了,过几天就把这个稿子乖乖交出来了,后来收在全集里了,就是《北京人的遛鸟》。这个过程我是目击者,所以编全集的时候我让我妹妹找新华社把原稿调了出来,这就是这篇稿子的来龙去脉,这也是他没有房子住,最后被迫妥协的结果。当然这种事情不是太多,平常他也不是太在意他的房子怎么样了,只要有一个地方就可以,从来没有对住房不满意。后来到1994、1995年,中国作协曾经想帮助他改善一下住房问题,前提是让他本人写一个报告,说家里住房比较局促,需要经常接待一些外国访客,能不能改善一下,要写这么一个东西。他就很恼火,先是说我不写,我这个房子可以了,我就在这儿凑合。那时候我们家住在蒲黄榆,他就是一间小房子,七八米,书房兼卧室。后来又说,我要写就说你们这群官僚早就该给我解决房子了。这种态度,怎么能要到房子?最后这事也就不了了之,他就是不愿意写这个报告,觉得很丢份。东单三条老头儿住的这些地方和他的创作有什么直接的影响?我回忆了一下,早期可能没有太多的关联,特别是东单三条时期,五十年代初期他的创作基本是空白,小说一篇也没有,1951年到1955年左右,小说他一篇没有写过,散文也一篇没有写过,谈艺卷里面有一些文章,但那些都是奉命之作,批判性的文章有一些。相对来说他主要的精力是在编刊物,编《说说唱唱》和《北京文艺》。但是在东单三条住的那一段,有一些工作上的交往,为他后边的写作也提供了一些素材,因为那时候他和老舍、赵树理都在一块工作,以后写的文章中谈过这一段经历。我那时候大概三四岁,我印象最深的是有一次,晚上,我都睡了一觉醒了,他回来了,醉得一塌糊涂,好像还吐了不少,给我妈气坏了,也是大喊大叫给他骂了一顿,最后说“汪曾祺你要再这么着,我就跟你离婚”。我那时候第一次听说“离婚”这个词,但不知什么意思,所以一直有这个印象。后来到我大概十几、二十岁的时候,我跟他说起来当年在东单三条你有这么一出,他说那可能是去老舍先生家喝酒喝多了。他在文章中写过,每年老舍先生都会请同事吃几次饭,一次是他生日,一次是重阳还是八月十五,但没说过喝多了的事。我们在东单三条住在一个老的小洋楼,好像有二层,我们在一层最西边的一间房。就这么一间,什么都在里面。我印象特别深的是有一幅很长的中国画的卷轴,记不清是山水还是花鸟了,后来我还跟老头儿提过。他说这是去老舍家吃饭的时候,老舍夫人送的。他又补了一句,说,老舍夫人送完以后,老舍先生悄悄跟他说,她的画就那么回事,回家凑合挂吧。老舍先生很懂画,他不好当着夫人明说这个话。河泊厂河泊厂时期,我已经进了幼儿园,而且是全托,所以对他们的日常起居以及创作没有什么太深的印象。但我印象特别深的,好像每次周末去幼儿园接我,周六接,周日送,全是我们家老头儿的事,我妈好像没怎么干过这个事。那时候房子大一点,东单三条的时候是一间,河泊厂的时候有两间房。河泊厂胡同在现在的位置,原来还能找着,前四五年再去,陪一个电视台拍他故居的时候,一点找不着了。那个地方本来很好找的,周边都是特破的平房,它是一个小土坡上的四合院,找到那个土坡就能找到房子,但当时一点痕迹都没有了。后来看到有几个老头聊天,我就问这个地方,他们说你别找了,都在马路下边了。北京十多年前开了一条祈年大街,那地方就在祈年大街靠天坛那段的马路下边,全部给拆光了。那个房子还可以,是民间艺术研究会自己买的四合院,老头儿到那儿也算是升了一点官儿,给他这个房子,相对好一点,北房给了两间,除了正厅以外,靠西边的一间也是我们家的,里边当卧室,外边作为客厅,可以在那吃饭,来客在那会客,有两间房,比东单三条好多了,而且是正房。他那时候心情也比较好,除了接送我去幼儿园,接送肯定是奉命,虽然他是户主,地位还是在我妈之后,他那时候还有时间陪我玩儿。我们住的地方离天坛公园很近,大概走十几分钟就到天坛公园南门,我印象里经常去天坛公园,有时候还晚上去,初秋晚上带我们去草丛里躺一躺,听听蛐蛐儿叫。那时候晚上除了正殿关门以外,其他好像没有人管,可以随便进。我印象挺深的,那段他还挺有闲情逸致的。公园对面有一个大杂院,里面有一个扎风筝的,他还领我们去看扎风筝,他在文章里写小时候他爹就领他去放风筝,所以放风筝之类的,他自己说挺在行。他还买过一个风筝,在家门口放,架不住那个地方实在太小,第一次放,就把风筝挂在电线上,以后就再没有放过。当时北京还是很原生态的,我们家住处前面有一个空场子,不大。那时候经常有骆驼从城外拉煤,还有驴队。驴队是运水果的,骆驼是拉煤的。经常有骆驼卸完货就在那卧着。他从幼儿园带我回家之前,没进家门就先去看骆驼,骆驼在那反刍倒嚼。还看驴打滚。驴打滚挺好玩的,半天翻不过去。后来他有一组写老家的小说,很短,《故里杂记》,其中有一篇《榆树》,里面有个侉奶奶,整天给人纳鞋底,唯一乐趣就是每天看小孩牵的驴在他们家空场打滚,一下翻不过去,两下翻不过去,第三下翻过去,驴很舒坦,侉奶奶也松了一口气。我怀疑他是因为看了家门口的驴打滚才写了这一段。因为我看他的文字里驴打滚的感觉和小时候在河泊厂的感觉一个样。在河泊厂的时候,老头儿的文学创作有一个小小的高潮,他开始写自己想写的东西。小说没写,但是写过几篇散文,像《下水道和孩子》《冬天的树》《星期天》,还有散文诗《早春》,其中有几篇就是住在河泊厂的时候,他带我从幼儿园回家路上的感受,或是宿舍周边的环境变化。《下水道和孩子》里那个孩子写的就是我,因为当时铺的下水道管子,是一人多高的那种水泥的大排水管,小孩在下面钻、上面跳,觉得特新鲜,我就在那蹦来蹦去的,最后把下水道修好,一切归于平静,但是孩子也长大了。他就把这个昆明信息过程写下来,而且这也是歌颂当时社会建设,这篇东西好多人都有印象,包括邓友梅过了好些年劝他接着写东西,说当时写的东西挺好的。《冬天的树》里有一篇叫《公共汽车》,就是写他带着我去幼儿园的过程中的见闻,那时候我小,老喜欢看公共汽车司机开车,觉得挺好玩的,每次都要挤到最前面去看司机怎么开车,怎么换挡,过不去就发脾气。他每次都哄着说“借光借光,我们孩子想看开车”。他在文章里面还写,我儿子长大想开公共汽车,我想了想表示同意,最后一句又是:我儿子长大想开公共汽车,我没意见。所以他从小就没给我们灌输过成名成家的思想。后来过了那段,我觉得公共汽车司机已经不新鲜,但也没有想过以后当什么。所以我和我妹妹,小学时写作文一碰到我的理想之类的题目就头疼,不知道写什么,因为他从来没有跟我们说过长大要当作家,要当科学家什么的,没有。你想当公共汽车司机也挺好,我也不反对。最后弄得你也不知道有什么理想什么的,最后我在作文中说我的理想就是当一个农民,开着拖拉机。我妹妹的理想也是农民。最后我们理想都实现了,我去了山西插队,我妹妹去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待了八九年。他的教育从来没有说你一定要干个什么东西,觉得干什么都挺好。当时他写的一些东西,评价都还挺高的。他写的《早春》,一共是五首,很短的散文诗,第一首是《彩旗》,就两句话,“当风的彩旗,像一片被缚住的波浪。”后来他逝世十年的时候,老家高邮搞了一个纪念会,邵燕祥去了,邵燕祥是著名诗人,他说在汪曾祺眼里我们都不够诗人,他马上把《彩旗》背诵下来,他说就凭这两句,他就是一个诗人。他还写了一个比较长的散文,叫《国子监》,也很有特点,当时胡乔木看完以后问老头儿的好朋友朱德熙,说你看过这篇文章没有,认不认识这个作者,这篇文章写得很有特点。朱德熙说我认识,那是我大学同学。因为是胡乔木直接跟朱德熙说的,所以朱德熙转告给了老头儿,老头儿还得意过一阵子。当然这段时间不是很长,也就从1956年中到1958年底,到1958年底他就被打成右派去张家口了,我们也从河泊厂搬出来了。他的好日子暂时告一段落。离开河泊厂去哪儿了?去张家口。中间回来过,但已经不住河泊厂。在河泊厂时,我也就六七岁,但是它的特征特别明显,所以多少年以后我还能找到。“文革”的时候我去过几次,当时有一个老住户调到中央芭蕾舞团,当时要看《红色娘子军》找不着票,老头儿就找到他,让我去那取票,结果一下就找到了。等到后来工作了,有一次在崇文门新世界商场那儿参加活动,我心里说这离河泊厂很近,去那转转,骑个自行车就去了。那会儿已经变成一个大杂院了,老房子还在,院子里面有好多自建的小房子,原来院子里有很大的一棵葡萄树,每年都结好多葡萄,还有一棵海棠树,现在全没了。院子里有一个老太太很警惕地问我找谁?我说我是几十年前的老住户,过来看看。她说你们是哪家?我说就北房中间,我爸叫汪曾祺。她说汪曾祺,我知道,挺有才的,但是你妈比他厉害,平常你爸都在这儿忙活这个、忙活那个,你妈就跷着腿学法文。文昌胡同老头儿去张家口大概是1958年底,看他那时的照片,到张家口的时候已经穿冬装了,年底到了张家口,等到再回来探亲的时候应该是1960年春节,那时候我们已经搬了两次家,他再回来的时候我们家在文昌胡同8号,那个也是新华社的一个宿舍,过去是一个大户人家的府宅,它是一个中西结合的大四合院,北房是二层的一个小洋楼,周边都是平房,但那时候整个院子已经被分割成不同的单元,住了有一二十户,我们家又缩小到一间临街的小屋,有十二三米那么大吧,水房、厕所都是公用的。印象特别深的是屋里有一个大坑,地面不平,有一个半尺深的坑,椭圆形。那个坑特别奇怪,曾经让房管部门拿水泥抹平了,过两天水泥又起来了,还是一个大坑,最后没有办法,在坑上面架了一个小的桌子,把那个坑给挡起来。旁边就是一个床,剩下就是一点简单家具。他探亲的时候我们已经搬到那了。那次探亲我印象挺深,好像他对下放劳动挺兴奋的。比如刨粪,他干过这个活,感觉很新鲜。冬天领着一些人去张家口市区刨粪,溅了一身冰碴子、粪水。我妈听了之后就皱眉头说不臭吗?他说都冻上了,没味儿,冰碴儿溅到身上,一抖都下去了。这个场景到现在我的印象都很深,他没有把劳动当成很苦的事,他写那段经历的文章是《随遇而安》,那是他的心里话。第二次探亲,隔了一年,我们家还住在那里。这个住处跟他的创作基本没有关系,但是他在那儿展示了一次厨艺,砸了锅。他第二次回来可能是夏末秋初,北京那时夏天的尾巴有一段鲜菜很少,叶子菜基本没有了,只有老黄瓜、拉秧的西红柿、茄子、冬瓜什么的,就几样菜,再晚一点大白菜上来又好一点。他闲着没事,就拿茄子剁馅包了一顿饺子,当时我们都想象不到,以前我们家从来没吃过茄子馅。吃过之后我们觉得味道还行,我妈是一个热心肠,说你再做一次吧,让我们部门的同事来尝尝。老头儿于是又忙活一番,又剁馅又擀皮,结果第二次彻底砸锅,饺子下锅以后全都破皮了,变成一锅片汤,皮是皮,馅儿是馅儿,没几个囫囵个的。后来他总结经验,一个是茄子馅水分9没挤干,还有就是面的质量太次。当时是困难时期,供应的面有一种是黑面,麸子含量特别高,黏性不足,擀出的饺子皮周边有一圈小裂口,根本捏不住,结果下锅都成片汤了。所以老头儿的厨艺也不是一开始就很高明,也是慢慢地锻炼,慢慢地提高。现在,文昌胡同8号这个地方也没了,准确说是没了一大半,只有一个大门,里面全都拆平变成其他单位了。它的旁边就是北京最有名的实验二小新校区,家里有孩子在实验二小上学的家长还能看看那个地方,现在不叫文昌胡同8号,改成单号了,只剩下一个门了。国会街老头儿摘帽以后回北京,调到北京京剧团工作,大概是1961年底,那时我们家又搬家了,搬到国会街5号。二环路,宣武门到长椿街这一段,马路靠北边这一带就是国会街。国会街5号我们以前住过一段时间,但那时候他没在。我们从河泊厂搬出来先搬到国会街5号,国会街5号也是一个四合院,我们住在四合院的门房,也就是四五平米,连正经窗子都没有,屋里一张床,外面搭两个板凳,架上两条木板,除了他以外,我们家四口人就挤在那儿。他第一次回来的时候已经从那搬到文昌胡同了,不然五口人肯定是住不下。等他1961年回来的时候我们又搬回国会街5号,这次不住在门房了,后来门房也没人住了,我们搬到正北边二层小楼东侧的一个小套间,加起来能有十五六米。但那是一个很老的小楼,一走四处乱晃,地板咯吱咯吱的。那一阵他开始搞京剧,他的几个传统戏是在那儿写的,包括《王昭君》《凌烟阁》;但是现代戏没有在家里写,包括《沙家浜》的前身《芦荡火种》,还有几个其他的戏,因为那些戏需要集体创作,所以创作人员要找一个地方封闭起来,讨论提纲,分工写哪几个场次,他写现代戏的时候在颐和园龙王庙住过,还有一个藻鉴堂。还有两处,可能是写《红岩》的时候住过,一个是在八大胡同一带叫韩家潭,可能也是文化局系统的一个院子。还有一个就是护国寺,现在的梅兰芳故居。我为什么知道?当时他们一集中就是一两个月,家里派我去给他送换洗衣裳,然后再把脏衣服拿回来。小说《羊舍一夕》是他在张家口劳动期间写的,这篇发表以后,少儿文学出版社找上门来说还有什么东西,我们想编个集子,他又写了《看水》《王全》,这两篇小说是在国会街5号写的。他对这个集子的出版还是比较得意的,出版社给他的稿费标准很高,他当时跟我们吹牛,说这标准是给老舍、郭沫若他们的标准,按照最高稿酬标准。我印象里他说的好像是千字22块钱,一般的就是四五块钱,所以他很得意,他能跟老舍、郭沫若小说同等待遇。小说集《羊舍的夜晚》是让黄永玉做的插图,当时出版社曾经有点为难,因为听说黄永玉很狂,老头儿说你跟黄永玉说给我的书做的,没问题。他们俩那时候关系很好。这本书的稿费,大概有八百多块钱,这个后来是我们家唯一的一笔存款,因为我们家都是月光族,1976年之后,他再有其他稿费以后,这才不再是唯一存款。国会街5号是一个比较洋式的四合院,但周围都是胡同,住的都是真正北京胡同人家。周围还有几个小酒馆,老头儿没事也经常去喝喝酒,喝上二两,小酒馆里什么人都有,他也经常和这些人聊聊闲天,但从来没动过念头写写这些事情,这些感受,在当时的时代大环境下,他绝对不可能动这个念头,那时候什么都讲究革命化,这种市井生活,在一般人的概念里毫无价值,有什么可写的?没有后来的时代变化,他也写不了后来的东西。他在国会街住的时候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书法作品。他写的《王昭君》以后上演了,原来想让张君秋演,后来张君秋没演,就找李世济演过几场,当时剧场可能想方便观众理解戏的内容,要求把这一场戏的所有对白和唱词都打成字幕。一般演那种老戏,只有唱词打字幕,对白就略过去了,大家多少也能听清。这次要求整个剧本的内容都要写成字幕,当时的字幕是写在一长卷的玻璃纸上,字很小,真的是蝇头小楷,用幻灯机打在戏台两边的银幕上,卷着一点一点抻。结果这事让老头儿自己写。我们家住的又是老楼房,有人稍微一走动地板就震,没法写。所以他要写字的时候必须十点以后,大家都休息了,这才一个字一个字地写。那个字幕写完一打,据说当时看戏的、懂点文化的领导曾经问过这个字是谁写的,很有功夫。还有一个搞戏剧摄影的人,喜欢书法,专门去找老头儿探讨书法。那卷字幕如果留到现在,肯定是一个书法精品,因为那时候是他精力最旺盛的,而且他当时也练字,他在张家口下放劳动的时候,要用毛笔写文章,用毛笔写信,经常让我们去文具店给他买毛笔,而且要买一种叫鸡狼毫的,别的笔还不用。如果这个东西留下来是很好的书法作品。甘家口1965年底、1966年初,又搬家了,跟着我妈他们单位改善住房,这回就搬到甘家口了。甘家口这段住得比较长,一直到1983年,是他在北京一个地方住得最长的一个地方,而且也是他的经历最曲折的时期。“文革”的时候被批斗、抄家都在这个地方,写样板戏风光的时候也是在这个地方,“四人帮”倒台以后他被清查也是在这个地方,在后来他写的一些有影响的作品,包括《受戒》《大淖记事》《异秉》,反正能说出名的,大都在甘家口这个时期。(上世纪)70年代初,汪曾祺在甘家口住所他写样板戏没在甘家口家里写,因为当时集体创作,剧团又是半军事化管理,搞创作的时候都住在团里头,包括修改《沙家浜》,后来参与《杜鹃山》的创作,都和甘家口没有关系。忙的时候他隔一俩月才回家,还经常被剧团叫回去。那时候又没有电话,新华社宿舍为了方便他们的职工,在一个住户家里安了一部电话,那不算公共电话,只是新华社内部的电话,按说老头儿没资格到那打电话,人家也没有义务给你传电话,但是后来跟那家搞搞关系,人家愿意不愿意的就把这事给应承下来,有时打电话就给他传一下。我们家住四楼,传电话不爬楼,嫌麻烦,就在楼下使劲喊,外地口音喊“汪曾祺,电话!”每一个字的声调都跟北京话不一样,这个调调到现在我印象都很深。再后来有一段清查他和“四人帮”的关系,清查完了以后才开始重新创作。1980年前后,起初他不想动笔了,有好多人劝他,有林斤澜、邓友梅等老朋友,还有人跑到家里约稿,《人民文学》有一个女编辑叫王扶,当时去家里劝说了半天,他复出以后第一篇小说《骑兵列传》就是《人民文学》约的。林斤澜带着后来的《北京文学》主编章德宁也去过我家里,那时候章德宁年轻,基本不怎么说话,后来我才知道,她姐姐跟我插队是在一块的。老头儿发了几篇文章,有点影响了,也有搞创作的找上门来的,也闹出不少笑话,有一个叫韩蔼丽的,搞儿童文学,工作单位在鲁博,北京市的一个女作家,看完老头儿的东西就想过来交流一下,上楼一敲门,我妈妈开的门,看了人家一眼,就把人家推出去了,一个劲儿说:我们家不换鸡蛋,我们家不换鸡蛋。当时北京市民有好多家里都有富余粮票,农村有一些妇女拿自家产的鸡蛋挨家挨户敲门,用鸡蛋换粮票,十个鸡蛋换二三十斤粮票。韩蔼丽不修边幅,我妈妈以为她是换鸡蛋的,就把人家给推出去了。韩蔼丽第二次敲门,说我不是换鸡蛋的,我来找汪曾祺,这才进了门。以后这就成了一个笑话,每次她来都说:“换鸡蛋的来了!”当时甘家口两间房,三十多平方米,我们五口人住得挺满的,只有小屋有一个桌子可以写字。小妹汪朝在工厂当工人,三班倒,晚上十点上班,上班前她要睡一觉,那时候老头儿进入了创作旺盛期,止不住地想写东西,但是又没地儿写,汪朝睡觉的时候他就在外面转悠,一会儿说几点了?她是不是该起来了。我们说你再待会,没到时候。因为汪朝睡不好觉老爱发脾气。他就一圈又一圈转,一会儿问一次,到点儿没有?看他那个模样,我就开玩笑说,你们看老头儿是不是跟母鸡憋个蛋没处下一样,鸡憋蛋就四处转悠。我们就管他写东西叫“下蛋鸡”。刚开始他不接受,最后也接受了,还说:“你们别闹,别闹,我要下蛋了,这回要下一个大蛋,大金蛋。”他是有一个地方就可以写东西的。他天天起得挺早,要到玉渊潭转一圈,那时候玉渊潭是一个野公园,开放式的,从家里到玉渊潭公园北岸最多也就走15分钟,所以他经常去那儿转悠,跟人家游泳的、遛鸟的聊天,写了一些和玉渊潭有关系的作品。最动情的一篇是《天鹅之死》,结集出版时他还在文章后面添了一句注,说自己校对完之后,“泪不能禁”,他是真正动情了。他平常写东西都很冷静,但是那一篇他直接就想骂娘,但尽力控制了一下。当时玉渊潭落下来四个天鹅,野生的,多少年没有的事,结果有人开枪把一个还是两个天鹅打了,就想吃天鹅肉。他觉得这个事情不可容忍,主要是刚刚过去的“文革”,把人的善恶美丑的观念全给破坏了,美好的东西随意受到摧残,所以他想批判这一点。另外,还有《听遛鸟人谈戏》《卖蚯蚓的人》《钓鱼台》等,这都跟玉渊潭周边环境有关系。蒲黄榆甘家口是两间房,蒲黄榆变成一个小三居,大概增加十几平方米。那时候我们家闺女快生了,也没房子,正好他们改善了,孩子就住在那边了。那也是新华社的房子。他有几篇东西是和蒲黄榆周边环境有直接联系的,一个是小说《安乐居》,写周边一个小酒馆里几个喝酒的酒客之间的关系和不同的经历,通过酒桌上言谈话语反映出来。“安乐居”这个酒馆名字是没有的,小说提到的“安乐林”这个地方有,是个很小的公园,旁边有一个饭馆叫景泰饭馆,挨着北京景泰蓝厂。小说里面几个喝酒的人经历,应该都是有所本的,老头儿不太会编故事。其中我印象最深的是有一个上海人在北京待了多少年,每次自己带点酒菜到那儿跟大家喝两口马上就又走了,他说了两句话,大概意思说:我们吃酒的人就像天上飞的一只鸟,小酒馆就像地上的一棵树,鸟儿见了树总要落一落的,他喝上两口酒,吃上两口自带的酒菜,然后说声再见,这只鸟就飞走了。但是他不说“鸟”,他是上海人,说“我们喝酒的人就像天上飞的一只屌”,这个鸟飞走以后,剩下那几个人就问,他说什么?喝酒的人都是屌?老头儿的文章里经常有冒点小坏水的地方。(上世纪)80年代,蒲黄榆家里的“大厨”从平民视角谈些市井琐事,没有很深的意思,但反映这些人生活的原生态。都是普通人,普通事,但你慢慢琢磨,里头还是有些可琢磨的地方。《安乐居》曾经被拍成电视剧,而且是人艺的第二代领军演员林连昆演的,按说来头挺大,但因为当时这种写老北京生活的东西少,所以播放过一两次,也就没什么声息了。现在网上查这个电视剧都查不着了,不像现在写老北京四合院的故事,多了去了。当时写这类东西的不多。还有一篇小说在他的小说里也算是别具一格的,叫《小芳》,写我们家的小保姆。那篇东西完全是平实的记录。他写的时候,小芳已经离开我们家三四年,他沉淀了很长时间才写。有一些人觉得老头儿这篇小说,完全是平铺直叙,一点渲染都没有,说老头儿已经才尽了,老头儿挺不服气的,他说写这种人就应该用这种笔调。后来他写别的文章又改回来了,人家觉得这老头儿不是才尽,是他有他的想法。他还写过一组人物散文,题目是《人寰速写》,总共三篇,有退休老头,有几个傻子,还有一群大妈,都是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人,每个人都活灵活现的,特别是《大妈们》那篇,把北京大妈的特点写出来,而且各是各的样,都不是坏人,但也有可乐的地方。他习惯观察最底层的人,对这些人有一种亲近感,不生分,不隔阂,不是说我要俯视你,我就是想描述你们的生活。用平视的视角,同时写得很平实,不人为拔高。(上世纪)80年代,在蒲黄榆家中他周边还有一些有点传奇色彩的事物,他不太感兴趣。我们家楼前边曾经有一个小社团在那聚集,还打出一个横幅,好像是“某某清茶老会”,当年妙峰山办庙会的时候,上山路上各处都有带点慈善性质的小社团,有替你缝鞋的,有送茶送粥的,还有搞表演的,五虎棍、霸王鞭、舞狮子,完全是义务,这些组织就叫什么什么会,如果年头够长,就叫什么什么老会,后来庙会没有这些会也就散了。前些年,大家对传统的东西又有了兴趣,这些会就又出来了,但只是一拨人自娱自乐。我们楼下的这个老会大概就是这一类,聚会的人穿着各种各样服装,插着彩旗,还有锣鼓、霸王鞭之类的行头。这里头应该有点故事,要是找管事的人好好聊聊,比大妈们的故事要多得多,他对这些不感兴趣。我们看着觉得挺好玩的,他没有啥感觉,有兴趣写的就是大妈们和普通老头。这也是他创作的一个特点,也是他的一个思维方式。虎坊桥虎坊桥没有太多可说的,因为老头儿在那儿总共住了不到一年半。唯一的好处是他有了自己的书房,十平方米左右,有一个大书桌可以写东西,画大一点的画,但那时他的精力不太够了。实际上他也把一些过去住的那些地方的素材,在虎坊桥这里形成文字了。有一个很短的小说,叫《非往事》,也是一组,里头有一篇写“文化大革命”时候的一个小学生揭发他妈,把一个背面有毛主席像的刊物剪了鞋样,最后居委会把他妈批斗了一通。那是住甘家口时的一个真事,那个小孩姓江,周边小孩都管他叫“江米条”,他写时把小孩儿改成了姓萨,外号也成了“萨其马”,他对许多细节都记得很清楚。他在北京京剧院一直没分过房,没有自己的宿舍。最后我的单位分房子,我跟单位说,把他住的蒲黄榆的房子交出去,然后住在这个房子。这个房子要比蒲黄榆的大,蒲黄榆的大约五十平方米,这个将近九十平方米,改善不少,他也挺高兴。直到那个时候,那已经到了1996年春节前后,他才算有一个自己的书房,挺满意的。后来有一次,厕所漏水需要维修,要到一个邻居家去借用人家的洗手间,那家也是老头儿的一个粉丝,这点事都没问题。他去了人家,回来就跟我妹妹说,为什么他们家的房子比咱们房子大挺多?我妹妹说,你这人什么意识都没有,人家是报社的副总编——他们住四间房,大概有一百二十还是一百四十平方米,我们九十多——你儿子才当一个部主任。他说,“哦,原来这样,看来我儿子官还是当小了。”从这件事上,他才知道原来还有别人住的房子更大,但他平时根本没有这种意识。其实他退休的时候,给他的离休证上写的都是享受局级待遇,但是除了纸面上,可能看病有一点照顾,他这个局级待遇等于是空的,但他也从来不在乎,而且对这个没有什么概念,不过这也是老头儿的本性,他要是整天琢磨这些琐事,一会儿待遇问题,一会儿住房问题,他就写不出东西了,也不会有现在这么多读者喜欢的作品。1996年,虎坊桥书房中与家人(选自《新文学史料》2022年第二期)汪曾祺 | 《汪曾祺回忆录》| 人民文学出版社《汪曾祺回忆录》是——汪曾祺一生回忆文章的总结集。分7个主题:自报家门、昆明忆旧、后半生、文坛梨园、人寰、旅食集、创作记历。每一篇都是倾情回忆,每一篇都是锦绣文章。由汪曾祺之子汪朗作序。编选思路:1.首选汪先生生前回忆文章;2.从散文卷、谈艺卷选取回忆性质的文章;3.注重细节——作家的敏感、飘忽记忆与观察,体现作家特有的回忆录气质;4.内容重复的,选最好的;5.文坛梨园,选名家,以写人为主,见性情;6.创作记历,是其文学生涯的漫忆与回顾。汪曾祺 | 平装版《汪曾祺全集》| 人民文学出版社平装版《汪曾祺全集》在2019年1月出版的《汪曾祺全集》精装版的基础上,增补了近两年来新发现的散文4篇、谈艺文章3篇、诗歌9首、书信10封及题词、书画题跋若干条;以新发现的较早版本替换底本的有:小说《猎猎》《磨灭》,散文《蔡德惠》;补充题注中的出版信息;改正错讹。汪曾祺 | 《汪曾祺小说全编》| 人民文学出版社收录包括新发现的民国时期小说底本可靠,逐篇题注,编印精良本书是迄今为止搜罗最全的汪曾祺小说总集。总计90多万字。从1940年创作的第一篇小说《钓》开始,作者一生创作小说以最初发表的版本为底本,按创作时间(辅以发表时间)排序,悉数编入本书。每篇小说都有题注,标明原载报刊、收入集子以及笔名、内容改动等版本信息。汪曾祺 | 《人间草木》| 人民文学出版社“已识乾坤大,犹怜草木青”二十余万动人的文字,32幅汪曾祺生前手绘插画读懂世间万物的情致与灵性汪曾祺 | 《人间五味》| 人民文学出版社收录46篇汪曾祺谈美食的经典文章特别收录多篇新发现的作者早期创作的美文十余万动人的文字,十六幅汪曾祺生前手绘插画汪曾祺笔下的“瓜果食物”,如“春初新韭,秋末晚菘”至味在人间稿件初审:李玉俐稿件复审:郭 娟、王 薇稿件终审:王秋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