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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贵伦:真正考验一个城市的是基层基础

发布时间:2022-05-09  分类:昆明经济  作者:admin  浏览:8534

来源:新京报宋贵伦:真正考验一个城市的是基层基础宋贵伦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教育与社会发展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市社会建设促进会会长,北京志愿服务发展研究会会长。曾任北京市委社会工作委员会书记、北京市社会建设工作办公室主任,为第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著有《北京社会建设概论》《十年磨一“建”:社会建设理论体系与实践路径研究》《回归社会建设:四十年理论与实践研究》《中国社会建设现代化之路》等。在北京新一轮的疫情防控中,社区,这个平常并不显山露水的机构,正在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从物资保障到全员核酸检测,从招募志愿者到代居民买药……两周以来,多个管控、封控小区平稳运行,居民们“静止”了,但生活并没有静止,平价的粮食和蔬菜就在门口,随时可以买到,患病的人可以得到及时的治疗和必需的药品。这一切,和无数社区工作者夜以继日的努力息息相关。数据显示,在北京的每一个社区中,平均有13名以上的社区工作者。正是他们,在抗疫的艰难关头,让社区顺利平稳地运转。如此强大的社区力量,是怎样建成的?他们在疫情中的表现,又会给防疫常态化的当今社会,带来怎样的启发?为此,新京报记者采访了北京市社会建设促进会会长、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宋贵伦。社会建设是应对疫情常态化的根本保证新京报:北京这一轮的抗疫工作中,社区的力量被极大地发挥了出来,你是否注意到这一现象?宋贵伦:在众多城市中,北京应对疫情防控是比较主动的。这其中,及时、正确的决策是关键,而社会建设基础扎实,则是根本原因。不仅是这一次,在北京前几轮的抗疫中也是如此,社区高效、精准、有力的工作,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新京报:为何认为社区工作是根本原因?宋贵伦:疫情两年多,有很多城市暴露出城市治理的短板问题。这其中,固然有行政决策力、执行力的问题,但深层次原因在于社会建设的基础性短板。十年前,我们曾研究出一套社会建设的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并且一直对全国各地进行跟踪研究和测评。在疫情暴发以后,我们发现了几个共同特征:一是疫情的暴发点,大多在城乡接合部、老旧小区等区域。这些地方人口结构相对复杂、城市管理相对薄弱、社会建设相对落后,是疫情防控的“软肋”。二是疫情防控相对吃力的城市,数据显示,恰恰是社会建设相对落后,社会治理指数比较低的城市。三是疫情防控中,一些地方难以做到社会“全响应”,政府、社会、市场合力不足,这其中很重要的原因是,长期以来没有社会建设部门抓综合协调,社会建设工作没有形成全面覆盖、整体推进的工作体系。社区建设的北京故事新京报:北京强大的社区力量是怎样建成的?宋贵伦:早在2007年,北京市就成立了社工委,推进社区建设就是重中之中的工作。当时确立的目标是“三有一化”:一是有地方办事,按照不低于350平方米的标准,彻底解决社区办公场所的问题;二是有经费办事,保障社区工作经费;三是有人办事,加强社区工作者队伍建设;还有“一化”,即社区工作规范化,社区党委、居委会、服务站有明确工作职责和规范。2008年,北京市委市政府印发《加强社会建设实施纲要》等“1+4”文件,形成一套纵向到底、横向到边的社会建设全覆盖体系。其中,社区建设是重点。明确加强社区党组织、居委会、服务站“三驾马车”建设,形成社区党建、社区自治、社区服务“三位一体”工作机制,把在党的领导下政府、市场社会互动的中国制度优势转化为基层社区治理的效能,使社区真正成为“小而全”的居民生活共同体,把党支部建在了小区,把服务送到了居民家门口,把管理落实到网格,确保社区生活在常态化和防疫情况下都能有序运转。新京报:能否具体介绍一下哪些方面加强了社区的建设?宋贵伦:介绍一组数字:目前,北京市有3422个社区,有4.48万多名专职社区工作者,平均每个社区13个人以上,平均年龄39岁,大专以上学历的占92%以上,党员占55%以上,40%以上的人拿到国家人社部、民政部颁发的社会工作者职业资格证。北京市还一直坚持对社工进行专业培训。经过多年的努力,北京市打造了一支政治强、业务精、作风硬、信得过、用得上、离不开的社区工作者队伍。在疫情防控中,有两个战场最重要、两支队伍最可敬,一个是救护战场的医护工作者、防疫工作者,一个就是社区防控战场的社区工作者、志愿者。现代社会中的基层力量新京报:为何在抗疫中,社区展现出了这么大的力量?宋贵伦:多年来,北京市重视城市管理和社区建设工作,始终走在全国前列。1998年以后,曾连续召开了五次城市管理会议,推进街道和社区改革创新。2007年市委社会工委成立后接续推进这方面的工作,二十年磨一“建”,非一年之功。街道越做越实,社区越做越强。新京报:现在的社区居委会有何特征?和以往的居委会有什么不同?宋贵伦:过去的居委会,是基层组织建设范畴,更多是一个组织概念,少有社区服务治理职能。改革开放后,随着城市化、市场化、社会化、流动化加快,特别是2000年国家民政部明确社区以居委会为单元后,社区居委会的社区服务治理事务越来越多,现在的社区居委会不仅是基层组织概念,而且是城市基层服务治理工作概念。新京报:社区工作者是什么身份?宋贵伦:由于社区是自治组织,社区工作者不是公务员,也非事业编,而是劳动合同制,与所在街道办事处签订劳动合同,工资按本市社会平均工资标准,北京、上海都是这样做的。新京报:社区工作者在抗疫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我们也注意到,他们加班加点是常态,也有人觉得,社区工作者报酬不高、负担过重,你怎么看待这个问题?宋贵伦:北京社区工作者的待遇也不低也不高。说“不低”,是基本工资不低,十多年来,不断提高社区工作者工资待遇,从2008年的每月平均800多元,到2018年的8000多元,是全市社会平均工资水平;说“不高”,是除了基本工资外,其他补贴不高,扣除“五险一金”以后拿到手的钱不高,实际劳动付出与实际报酬比还不够高。但相信政府会一直重视提高社区工作者待遇。新京报:也有人认为,社区工作者晋升渠道较少,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宋贵伦:2015年时,北京市委市政府社会体制改革文件明确提出,优秀的社区党委书记,可以通过一定的组织程序到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工作,2019年,北京在全市首次招收了39个社区书记进入机关、事业单位。这打破了晋升的天花板,是一个历史性的突破。但也要看到,目前招收数量还很少,从我个人建议,要实现机制化、常态化、规模化,让更多的优秀社区工作者有这样的机会。要有一支强大的社区工作者队伍新京报:北京的疫情防控,提供了怎样的经验?宋贵伦:疫情是客观存在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但疫情到来,真正考验一个城市的防控能力,是党和政府号召社会能否“全响应”、社区工作能否“给力”。北京是一个大都市,但两年多来,北京在几波疫情中,能够取得目前的效果,居民得以正常生活,社区得以有序运转,和有一支过硬的社区队伍是密不可分的。新京报昆明信息:对社区建设的未来,你有何建议和想法?宋贵伦:下一步需要做的,一是要进一步完善顶层设计,健全体制、完善政策;二是要进一步完善运行机制,政府、市场、社会进一步形成合力,集中力量办大事;三是进一步夯实基础,社区党建、社区服务、社区自治要落地生根、有用有效,特别是要有一支过硬的社区工作者队伍。国家“十四五”规划已经明确提出,要实施大学生社工计划,推进社区工作者专业化、专职化的进程,这些其实都是北京经验,全国各地都应该抓落实。新京报:有没有具体的目标?宋贵伦:“十四五”规划中,提出每个万人以上的社区,要配备不少于18个专职社区工作者的目标。就全国来讲,缺口还很大,北京也仍有提升的空间。在疫情常态化的今天,在高校毕业生就业困难的形势下,这个目标任务应该抓紧抓实抓好。新京报记者 周怀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