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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野程序员:自学编程 给不识字的老人写了个小程序

发布时间:2022-07-14  分类:昆明经济  作者:admin  浏览:7111

接到妈妈电话的时候,邱大川还在店里摆弄电脑。那是三月底的一天,远在浙江工作的母亲急需药品。她找了很长时间,但没有找到药店。因为她不识字,也听不清谁问路,所以她想让儿子帮她。这是很多在城市工作的老昆明艺人经常遇到的困境。——看不懂地图,只好请亲戚朋友远程指点。那是一个电话,一段视频,母子俩好不容易才找到仅仅200米外的药店。挂掉电话,邱大川决定开发一个像妈妈一样的老人小程序,专门用来认路。今年36岁的邱大川,9年前从北京回来,在老家四川南充开了一家建材店。从大城市“赶回”后,生活节奏慢了下来,他在逛店的间隙自学了代码。根据自己对小镇生活的观察,这个“野程序员”还开发了文语转换信息、山寨品牌识别、手机打字练习等小程序。作为一个农村孩子,他见过太多的中老年人为了孩子坚持留在城市,直到什么都做不了。如今,小镇的老龄化程度也极高。总有老人走进店里寻求帮助,经常请他想想自己能为他们做些什么。4月初,这个叫“搜搜附近”的小程序上线后,妈妈的体验非常好。邱大川想解决更多家长找不到路的问题,把二维码发到豆瓣“老龄促进会”群里,得到了热烈的反馈。发帖当天,小程序的使用量就冲到了四五千。当衰老不可避免,不可逆转的时候,作为未来的老人,我们应该从时代的缝隙中伸出援手。通过邱大川惊人的洞察力和行动,我们试图安慰自己,只要有人愿意做出改变,变老并没有那么可怕。“老龄促进会”母亲的电话,是邱大川关注“数字鸿沟”的起点。她工作的地方周围都是建筑工地。因为疫情,她在任何地方都问不到人。在线地图就更不好用了,更别说文盲了。即使打开关怀版,使用语音搜索,也只会得到放大字体版本,使用方法并没有变得更简单。地图上的红色指针图标挤在一起,“我”的位置模糊不清。年轻人要把页面放大,来回拖动,并不容易。无奈之下,母亲只能联系千里之外的儿子。她发了微信位置,告诉她想去的地方。儿子在这里搜索路线,母子语音导航。长途指路很困难,因为母亲不知道方向或路标。邱大川需要不断确认周围的建筑来锚定她面对的方向,然后引导她左转或右转。这是人生中为数不多的刺痛时刻之一。当人们逐渐不再依赖问路时,他们在路上不知所措。也许年轻人对这样的场景并不陌生:走在街上,时不时会遇到一两个方向的求助,或者智能手机上的咨询。这些彬彬有礼的眼神里总有一丝胆怯。于是从一开始,邱大川就确定了小程序的设计思路:用法越简单越好,功能越简单越好。他筛选出老年人常去的地方,对页面进行整齐编码,用按钮代替自定义搜索,实现了“附近”的字面功能。点击药店后,会弹出附近药店列表,自动按距离排序,店名、距离、地址都写得清清楚楚。旁边有一个橙色的小麦克风。单击以拨打商店电话。“搜索附近”小程序页面。邱大川设想了这样的使用场景:妈妈要买一包洗衣粉,要提前给食堂打电话问有没有。如果出门不方便,可以找老板跑腿。如果她想请客,她也可以打电话给一家餐馆,那里做的鱼很好吃,让老板先煮一锅。对于年轻人来说,这些早就集成在盒马、美团等app中的功能,只要动动手指就能实现。然而,fo 他每篇课文旁边都有一个小喇叭。从功能键到搜索结果,他都可以点击朗读。与大多数护理应用一样,小程序支持语音搜索。在此基础上,邱大川还做了一个“请别人帮我找”的功能。考虑到有些老年人对操作应用或手机有一种天然的恐惧,怕出了事。所以程序再简单,也不如亲戚朋友的帮助。这个功能可以将用户的位置发送给其他人,其他人打开后可以直接在用户的位置上搜索附近的地方。4月,小程序正式上线。我妈妈把它分享给了她年长的朋友,并说它很容易使用。邱大川想解决更多人的道路识别问题,把二维码发到豆瓣“老龄促进会”群,那里聚集了两万多名“未来老人”。反响比预期的要好。邱大川看了两百多条评论,大家最关心的是什么时候加入导航功能。这是他一直以来的想法,但在实践中遇到了困难。具体来说,老年人很难理解现有的语音导航指令。比如你要找的药店就在马路斜对面的巷子里。导航可能会引导人们沿着中关村北大街走200米,然后过马路,掉头向南走80米,然后进入海淀路,然后告诉他们目的地就在右手边。问路人的话,就是一句话的事,但是导航把事情复杂化了。对于一个刚到陌生城市的老人来说,他们可能根本不知道这条路的名字,对东、南、西都无法理解。简单来说,给老人的说明书需要建立在精准的基础上,有更人性化的判断,这样说明书更容易融合。从技术上来说,导航功能实现起来并不难,但他还在研究如何让老人更容易理解。有网友建议增加方言模式,或者用拼音指令代替拼音输入文本。前者不难,邱大川记得讯飞有接口。但他想在老人打开程序后询问AI助手用户来自哪里,设置方言后给出搜索指南。邱大川的更新工作做的很慢很认真,希望每次更新都能真正解决问题。二。感情无力感逐渐与社会脱节邱大川的母亲出生于1965年,今年57岁。不算太老,但是那一代孩子很多。五个兄弟姐妹中只有一个成了成功的学生,其他姐妹都没怎么读书。文盲是母亲心中的一个疙瘩。以前在县城宾馆工作,也是从擦桌子擦碗开始的。别人熟悉了之后,我可以给客人开账单,她不会操作。我妈干脆不干了,她抵制这种歧视,因为她不识字。女强人,因为不识字,做事总是束手束脚。邱大川的父亲在他11岁的时候生病了,母亲为了儿子的学费,选择独自在北京打工。几年过去了,父亲还是没能逃脱。病魔,母亲也在异地待了十多年。她逐渐爱上北方的馒头,做得一手好炸酱面,有时还蹦出一句带京腔的川普。七年前,邱大川的第一个孩子出生,母亲才回来帮忙带小孩。在家的时间久了,她甚至有点想念北京。邱大川和女儿。去年,母亲又离家到浙江嘉兴打工。她还是不愿意花孩子的钱,只要能工作,就想出去挣一点。另一方面原因,也希望用繁忙的生活抵过孤独感的侵蚀。父亲离开后,母亲缺乏安全感,变得容易多愁善感。邱大川作为独生子,几乎每天都要和母亲视频。加上社会走得太快,没上过学的老年人要适应,精神压力很大,她慢慢感觉与社会脱节。包括大家在家族群里聊天的时候,她看不懂,也回复不了。虽然母亲不发言,但邱大川能感受到她的自卑,为此还开发过一个微信“外挂”。只要把文字信息转发给一个机器人账号,那个账号就能自动回一段朗读文字的语音。直到今年4月,微信关怀模式推出点读文字的功能,这个外挂才正式“退出江湖”。后来用上微信支付,母亲又开始纠结100和1000的区别。在她的世界里,字面的数字还是很模糊的概念。她只能死记硬背100后面是两个零,1000后面是三个零。长此以往难免有纰漏,因此母亲从来不会在微信零钱包里放超过千元。差不多在那个时候,很多以往唾手可得的事情也变得复杂起来。一个电视机配两到三个机顶盒,起码两个遥控器,几十个按键彻底把她难住。母亲熟悉的是那种12个频道的黑白电视,拧开开关,只有频道和音量两个按钮。现在她连打开电视都做不到——一进去就是广告,再就是各种App更新的弹窗提示,等进入网络电视的页面,还要切换成直播。没有别的娱乐,她每天刷抖音快手,一个接一个看视频。母亲喜欢抖音极速版、快手极速版,刷视频有钱领,几天有几毛钱。买东西喜欢拼多多,总说官方又发钱了,一看只发了几分钱。平时去银行办业务,可能连名字都是勉强画出来。那么多砍价的操作,母亲却能把所有步骤记在脑子里,还乐在其中。比起大多老年人,喜欢接受新鲜事物的母亲,生活的不便程度没有那么高。但更多人面对的数字鸿沟,宽到无法跨越。邱大川在疫情期间,亲眼目睹健康码行程码给老年人出行造成的困扰。他们的手机可能还是功能机,或者根本不会弄。在医院门口,他就看见过因为没有手机,无法进去看病的老人。邱大川很心疼,觉得必须要改变一下。三不玩游戏的野生程序员写程序是在五年前开始的爱好。邱大川那时从北京回到老家,生活节奏慢下来,不自觉想学点东西。他不喜欢打牌玩游戏,看店无聊之余买了本教材自学编程。一整本厚厚的书,不到一下午就能啃完。他对着书上的代码操作,理解运行逻辑,看多了就开始上手做东西。选择做微信小程序,主要因为技术成本低。不像做App,要学习苹果安卓两套语言,上线也得缴费。个人小程序上线免费,地图数据库、语音搜索这些功能,各个平台都有接口。除了认路的,邱大川还开发过几个小程序练手,其中一个用于商标识别。建材店开起来后,他发现年轻人大多在外打工,老家的房子装修都是老年人在操心,他们中许多人无法分辨山寨产品。为了突出自己卖的东西正规,他才做了这个程序——只要拿手机对商标拍照,就能识别出品牌。他把小程序展示给每个来店的客人,用的人不多,他也无所谓,做出来就开心。认路小程序发到豆瓣之后,流量经历了一轮暴涨,邱大川也想过要不要商业化。比如挂上广告,放一些老年人爱看的视频,黄梅戏或者川剧。后来想想还是算了,这么做显然违背了他的初心。他是一个极其不愿意把事情搞复杂的人。喜欢做程序的原因,也是因为技术能把复杂的问题简单化。他没有改变社会这样远大的梦想,现阶段最大的关心事,是希望能够利用自己的技术补贴一点收入。用他的话来讲,就是做一系列“赚钱机器人”。如果在这基础上,还能稍微帮助到别人,就已经很好了。邱大川在店里工作。邱大川从来不认为自己是程序员。在他心里,程序员是很酷的。这个世界发展得如此之快,很大程度是程序员的功劳。但他更享受开发的过程,没那么看重结果。没活干就在店里写写代码,有活的时候也到装修工地上去。被称为“野生程序员”,他还挺喜欢的。用他的话讲,正体现了他“不务正业”的性格。本来应该好好经营店铺,却着迷于写程序。身边也没有多少人知道他会写,过路的人看见他整天在店里打电脑,都以为他在玩游戏。和正经程序员相比,邱大川的生活环境反而赋予他独特的观察视角。他善于挖掘一些细微的需求,并且有很强动力去解决实际问题。这些观察都体现在他对小程序的设计中,借助他的眼睛,我们得以窥见小镇生活的一角。他掰着指头数自己的研究,其中一个是苹果产品序列号的查询服务。小镇上有很多卖二手的手机店,激活时间、保修期、维修记录等都是收手机时的重要参考值,又不可能跋山涉水到城里的苹果专卖店去查。百度指数显示,每天都有四五千人为此在网上搜索。还有一款练打字小程序,专门针对没有学过电脑的用户。因为一位朋友当上村官,有电子办公的需求,却不会用电脑。他们所在县是近两年才摘帽的国家级贫困县,这位朋友30多岁,一直没用过电脑。邱大川才发现,很多乡村干部甚至是老师,都有练打字的需求。四全社会要共同解决的问题自从2013年回到家乡,邱大川感觉这里的时间过得特别慢。在互联网强势占领城市各个角落时,农村的社交、生活方式大多固守着以前的步伐。整个镇两万多人,却很难找到一张青壮年面孔。当地劳动力在90年代大量涌出打工,搞建筑或者进厂。手停脚停,总要等干不动了才回来。剩在镇上的,除了老人就是学生。在老家挣钱太困难,没有年轻人,就缺少重要的消费力。像邱大川这样在镇上做生意的,几乎很难突破月销售额15万元的免税额度。他所在装修行业,夏季更是纯粹的淡季。农村装修房子,大都在上半年。从广东、浙江挣来的钱,过年期间哗啦啦投进房子里。从回来到现在,他感觉镇上的人一直在做一件事——盖房子,盖更好的房子。县城一套房才六七十万,在农村花两三百万建房的人却不在少数。特别是老年人,他们赚钱只希望孩子过得好,然后盖一栋好房子。邱大川看着老家豪华的洋房,反思在北京住的西北望小平房简直不是人能呆的。留在镇上的大多是老年人,房子装修自然都是老年人在操心,邱大川也最常和他们打交道。五个客人里,就有一个要现金支付,他们对电子支付还没有完全信赖。现在镇上开农村公交的司机,每天都要数一大把一块两块。他的店开在比较繁华的地方,不时就有老人进来求助。比如,常有人问水气电费这种生活用费怎么缴。通常年轻人过年回家都会买够一年份,但总有不够用的时候。老人们攥着一大把零钱,到处问营业厅在哪里。还有老人进店就说手机坏了,邱大川拿来一看,其实就是内存满了,一打开就闪退。他很奇怪,自己的手机从不会这样。但老年人总能刷出奇怪的销售广告,装上乱七八糟的应用,甚至有暴露信息的风险。手机“修”多了,他就发现很多极速版App里集成了大量这类广告。在微信搜索老人或老年人,也会发现大量雷同的小程序,点进去就是各种广告或视频。为此,他还向腾讯投诉过,得到的反馈是操作本身没有违规,只是他们做的东西太烂了。碰到过最离谱的事,是一次在房子工地上干活的时候,旁边监工的房东老人的手机来了电话,竟然要观看15秒的广告才能点击接听。这些广告的无孔不入,简直令人叹为观止。不刷手机视频,老年人也没有其他选择。邱大川记得,以前镇上甚至农村有露天电影、露天戏台,都是消遣的好去处。街角补锅补鞋的老头就像吸铁石,总会吸引一堆老年人坐着聊天。现在不仅补锅补鞋的没有了,修自行车的也没有了,搭个凳子在桥头给老年人理发的也没有了。手机玩不转,电视看不懂,属于他们的公共休闲空间消失殆尽。所以邱大川很难谴责老年人的“网瘾”。对他们来讲,视频软件可能是唯一能够对话的东西。毕竟在算法的处理下,用户标签细分到每一种方言。线下的世界是孤独的,线上的世界反而是热闹的。邱大川所在的小镇。对于未来,邱大川想要在现有小程序的基础上,升级成周边生活服务集结的平台。把他观察到的,老年人交水气电费、找装修工人这些需求放到同一个入口,让老年人能够更方便地“一站式”处理事情。当然这个想法能否落地还无法确定,他不清楚需要什么资质,也不清楚这个接口谁能提供。有的时候,他也会琢磨,这不是个人能带动的,而是全社会要共同解决的问题。毕竟科技不一定能为老年人所理解,但只要花心思,足以方便他们使用。他现在能做的,就是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劝所有来店的客人,在马桶旁边装一个扶手,让老年人坐下或起身时能够扶着。淋浴间也要装一个高度在一米五左右的扶手,老人洗累了可以抓住扶手休息一下。顶多10多块钱的成本,对老人而言却是非常大的便利。采写:南都记者黄慧诗